從萬科股權收購戰資金來源看金融機構對客戶適當性評估制度是否健全的重要性 2015-12-28

 

近日,萬科股權收購戰成了全民熱議的話題,話題的其中一個焦點是收購資金來源有否涉及違規問題。與此同時,傳媒也廣泛報導:“在2015年10月下旬,某銀行通過理財資金池通道、信託受益權通道、券商資產管理計畫通道、私募有限合夥基金提供了大約133億資金給寶能,寶能又用此資金作為劣後資金在廣東當地銀行再進行股票配資杠杆,據钜盛華公開的七個資管計畫,钜盛華劣後出資72.5億,各大銀行提供了145億的利率在6.4—7.2%的優先順序資金,1: 2杠杆籌集了217.5億資金。整個結構看下來,寶能實際出資金額在10億左右(67億—57億),卻利用兩次杠杆,撬動了接近300億,加上前面萬能險的資金,寶能彈藥充沛。通過這一系列操作,姚氏不僅控制了前海人壽,還對市值超過一千億的萬科發起攻擊謀求控股權,不得不讓人驚歎資本的力量和想像力 資產規模連年超高速增長並非只限於大型銀行,整個中國銀行業界幾乎無力一例外地循統一發展模式超高速增長……”,筆者無從也無意考證上述傳媒報導細節的可信性,筆者只想基於有關收購資金來源可能涉及由銀行銷售“理財產品”和“資管計畫”及保險公司銷售“萬能險”資金的假設,參照國際最佳實踐和做法,探討金融機構在給其客戶銷售各類涉險產品時,要進行適當性評估的重要性及其對整體金融市場和社會穩定的影響。

 

繼1998年,美林證券因在沒有做好其盡職調查和對客戶成熟度作出評估的情況下,無視美國加州橙縣不具備對衍生工具交易的風險認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而與之進行衍生工具交易,最終令橙縣因此而蒙受巨額損失,被美國當局重罰4.37 億美元後,全球發達經濟體監管當局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裡,為維護金融和社會安定,紛紛加強了對金融機構以不當手法銷售結構性高風險投資產品的監管和處罰力度。2008年美國次貸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主要經濟體進一步加大了這方面的處罰力度。過去幾年,不少銀行因“危機前後”的操守問題,而深陷無休止的訴訟之中,並因此付出巨額代價。根據摩根士丹利前不久公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09年以來,全球最大的25家大型銀行已為違規付出了2,600億美元的訴訟費用,預期從現在到2017年還會為此付出的訴訟費用650億美元。其中,美國銀行、摩根大通、勞埃德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巴克萊銀行、滙豐控股、花旗集團、德意志銀行、法國BNP和瑞士聯合(UBS)等十家國際銀行集團在這方面的訴訟成本(包括已支出和撥備)分別達:681億美元、469億美元、332億美元、273億美元、235億美元、201億美元、182億美元、157億美元、137億美元和121億美元。另據標準普爾評級機構今年年中披露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英國的銀行和英國建築協會自2010年至2014年5年間為操守(conduct)和法律訴訟付出的代價為480億英鎊。其中,英國巴克萊、匯控、勞埃德和蘇格蘭皇家四家最大的銀行集團占420億英鎊。可以說,銀行操守風險(Conduct Risk)引致的損失,目前已成了不少西方銀行非營業支出的一大經營成本。

 

作為上述操守風險管控的一項基本制度,國際領先金融機構普遍會制定和執行專門的《與客戶開展外匯、衍生工具和結構性證券場外交易交易的適當性政策(Appropriateness Policy for Over-the-Counter Foreign Exchange, Derivatives and Structured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with Customers)》。該《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1)政策概要;(2)客戶與金融機構間的關係;(3)金融機構的適當性政策;(4)客戶成熟度的確定方法和步驟(Determining  Customer Sophistication Level);(5)產品風險類別的確定(Determining Product Risk Categories);(6)市場行銷人員和市場行銷督導人員的作用(Role of the Marketer and Marketing Supervisor);(7)監管要求(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8)定義等八部分。其中,第(4)和第(5)兩部分是明確有關金融機構在與個人、公司和機構客戶開始具體業務前,客戶經理和相關業務主管必須根據上述《政策》所規定的具體評估方法和步驟,對客戶(1)對有關產品涉及的風險的認知能力和承受能力進行評估;(2)若客戶是公司和機構客戶,則要對客戶內部管理的成熟度包括是否獲得適當授權進行盡職調查;(3)根據金融機構對各類金融產品風險類別所對應的風險度,把所作出的客戶成熟度評估結果與產品風險度逐一配對,以確定最終可以向有關客戶銷售何種產品及其數量。

 

從目前公開可獲得的資訊看,我國金融機構在銷售上述結構性投資產品時,僅限於為滿足“合規”要求而進行的有限度的普通風險提示和簡單的“客戶風險偏好評估”,與上述國際領先金融機構所制定和執行的政策和制度相比,顯得較為寬鬆和模糊。基於合理推斷,無論是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和資管計畫的投資者,還是保險公司萬能險的購買者,一方面,他們無從得知有關資金將會被投入高風險的股權收購戰之中;另一方面,他們只不過是普通人群,並非專業投資者,他們基本不具股權投資的風險認知能力,更不具股權投資所帶來的風險承受能力。雖然,有關金融機構在出售該等高風險投資產品時,均提供保本和保回報的雙保證,但這種保證是基於有關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假設之上。換言之,在商業理財產品和資管計畫的投資者和保險公司萬能險的投資者心目中,他們並沒有心理準備去接受任何投資損失,一旦出現投資損失,他們會預期政府會出手包底。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要確保我國正在不斷向前推進的金融改革的順利進行,避免金融機構不當銷售手法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或社會震盪,我國金融機構應參照上述國際領先金融機構的普遍做法,制定和推行更為嚴格的《與客戶開展外匯、衍生工具和結構性證券場外交易交易的適當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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