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搖美元國際地位的四大因素 2021-02-13

 

       從世界歷史上看,一國貨幣要成為全球性主導貨幣(the World’s Dominant Currency)往往須要歷經數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以美元替代英鎊成為全球主導貨幣為例,在20世紀,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出口國之後,美元歷經了數十年時間,當中更歷經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等重大歷史轉折後,最終才取代英鎊成為全球性主導貨幣。在美元成為全球性主導貨幣已經過去的70多年時間裡,美元的國際地位經過了固定匯率崩潰、貿易和金融全球化、技術創新發展以及地緣政治變化等一系列重大轉變的衝擊和削弱。儘管如此,美元作為全球主導性貨幣的地位迄今仍然遠遠超然於其他國際貨幣。如下表所載資料顯示,截止2020年6月末,全球各國央行持有約61%的外匯儲備是美元,其占比率遠遠拋離歐元、日元、英鎊和人民幣等四大國際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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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內,目前大約一半的國際貿易仍以美元計價和結算,大約一半的國際貸款和全球債務證券仍以美元計價和發行。在外匯市場,全球外匯交易中涉及美元的交易仍占全球總交易的近90%。

 

      然而,在看到美元上述似乎“歷久不衰”的超然地位的同時,人們也開始覺察到以下四因素會在未來相對較長時間跨度內對美元的現有國際主導地位構成影響:

 

      因素一,中國經濟實力持續提升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持續推進。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持續提升,中國的整體經濟體量日漸縮小與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美國的經濟體量的差距。中國無論是在國際進出口貿易領域、還是在跨境輸出和輸入直接投資和組合投資領域均占全球整體較大的份額。與此同時,中國金融機構經營國際化和人民幣國際化,以及“一帶一路”等對外經濟交往活動均大大提升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認受性和使用率。作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里程碑,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五大貨幣之一,並占其中權重的10.9%,僅次於美元和歐元兩大經濟體貨幣(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權重占比分別為:41.7%、30.9%、8.3%和8.1%)。

 

     不過,我國在資本帳戶對外開放方面十分謹慎。為此,外界評論說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速度並未與中國整體經濟實力和全球影響力的提升速度同比同步。如以下兩圖所載資料顯示,截止2020年12月末為止,人民幣雖已躋身全球五大支付貨幣之列,但其占全球支付貨幣的份額僅為1.88%,遠低於美元的38.73%。同期,人民幣雖已成為全球貿易融資三大貨幣之一,但其占全球貿易融資份額也僅為2.05%,同樣遠遠低於美元的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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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自身電子商務發展迅速的同時,正努力推進數位貨幣的開發和應用。基於相同的原因,中國也在加速推進更高層次的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毋庸置疑,這些戰略舉措自然會有效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速,假以時日,自然會對美元長期享有的全球主導性地位帶來更具實質性的影響。

 

 

       因素二,多邊國家在結成政治和經濟共同體基礎上構建共用的貨幣和國際清算體系。這一點最早可追溯到二戰後,蘇聯牽頭組成的政治聯盟為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的抗衡而構建的非美元記帳貿易和清算體系。另一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歐盟形成後催生出來的歐元,可以說,歐元是目前多邊共同體下對美元國際地位最具威脅的國際貨幣。如以上表一、圖一和圖二資料顯示,無論是作為國際外匯儲備貨幣,還是作為國際支付清算及貿易融資貨幣,歐元所占份額均僅次於美元。事實上,歐元所取得的份額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美元所失去的份額。

 

     因素三,美國濫用美元國際地位發起對其他經濟體的直接和間接的金融制裁,不斷激化受制裁影響國家設法減少對美元使用的依賴程度,最終損害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在讓美元獲得全球主導作用和地位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便開始通過限制其打擊物件進入和利用美國金融體系及使用美元作為其金融制裁手段,即把金融制裁作為推行實施其外交政策手段。這種制裁分一級制裁和二級制裁兩個不同層次。其中,前者是直接禁止受制裁物件直接或間接進入美國金融體系和使用美元;後者是對為被美國或聯合國列作制裁物件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進行處罰。其中,罰款是最常見的處罰手段之一。如下表所載資訊顯示:2010年至2019年10年間,多家歐美銀行因涉及為被美國制裁的緬甸、古巴、伊朗、利比亞、蘇丹和辛巴威等國家提供金融服務,或其服務涉及美國認定的國際恐怖組織或販毒而被美國財政部屬下的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處以罰款,罰款金額從幾萬美元到高達89億美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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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美國頻繁利用美元的作用作為推進外交政策目標的手段,受影響國家近年紛紛設法減少對美國金融體系的利用和美元的使用。當中,既有受制裁國家自行建立和維持自身與主要交易夥伴國的清算和結算體系;也有多國為避免受美國金融制裁影響而構建和維持排除美國參與的國際清算和結算體系。

 

       以俄羅斯為例,為了應對美國的直接制裁,俄羅斯近年與其交易夥伴自行構建和維持了新的清算和結算體系。如下表所載資料顯示:俄羅斯與其主要交易夥伴的非美元結算比例自2013年起已逐年增加,這一變化趨勢在2018年後有加速擴大的趨勢。俄羅斯對巴西、印度、中國和南非出口的美元發票份額從2018年第二季度的85%降至2020年第一季度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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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典型例子是在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後,其所推行大規模制裁伊朗政策直接損害了其歐洲盟國利益。為此,歐洲國家在 2019 年初成立了“貿易往來支持工具”( The Instrument in Support of Trade Exchanges,簡稱INSTEX),用以繞過 SWIFT 進行與伊朗的貿易結算。法國、德國和英國三國是INSTEX最初發起股東國,到了2019年年底,比利時、丹麥、芬蘭、荷蘭、挪威和瑞典等六國也一同加入。2020 年春天新冠疫情在伊朗爆發,歐洲國家以人道主義援助的名義通過 INSTEX 結算了第一筆對伊朗出口的款項。

       因素四,數位貨幣的興起。在過去的十年裡,全球私營部門已經開發了數千種加密貨幣。加密貨幣是通常使用分散式帳本技術管理價值的數位表示,沒有法定貨幣的地位。加密貨幣仍然是一個小的,不穩定的,利基市場。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尋求創造更穩定的數字貨幣,以便在更大範圍內使用。例如,摩根大通在2019年發行了一種數位貨幣——JMP幣(JMP coin);而以面書(Facebook)為首的一個公司財團正尋求創建一種新的全球數字貨幣libra(在受到全球監管機構的審查後,於2020年12月更名為diem)。JMP幣與美元掛鉤;libra/diem將與包括美元在內的一籃子貨幣掛鉤。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央行也在研究創建自身的數位貨幣,與私營機構發行的數位貨幣不同,央行發行的數位貨幣將作為法定貨幣。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202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球約80%的央行正在研究開發數位貨幣,許多央行為了應對libra/diem專案而加快了相關工作。顯而易見,上述數字貨幣的興起同樣會對美元的國際地位構成負面影響。

       總而言之,美元取得其國際主導地位用時數十年,在美元享有超然的國際主導地位70多年後的今天,美元的國際地位雖面臨眾多因素的衝擊與挑戰,但美元作為國際主導地位不會短時間消亡,美元國際地位未來的演變值得我們密切關注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