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疫”視角下重思商業銀行價值創造 2020-03-12

 

一年之機在於春,春天是播種的季節,也是商業銀行確定全年資產、負債業務規模發展計畫之時,但今年的春天比較特殊,新冠肺炎疫情給經濟和金融帶來了最大的“黑天鵝”事件。對於服務於實體企業的銀行金融機構來說,不僅不能抽貸、斷貸、惜貸,還需要給予更多、更優惠的信貸支援,幫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但同時,金融機構從自身經營角度講,又要關注資產品質、盈利能力、資本金補充等的壓力。由此,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發事件對商業銀行應對市場變化、提高經營管理能力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真正實現高品質發展及實現價值最大化,一直以來都是金融機構關注、思考的重點。從作為企業角度講的,效益最大化即價值最大化;從服務社會、服務實體經濟角度講,以客戶為中心,支援經濟發展,踐行社會責任,是價值最大化。從商業銀行特有經營屬性講的,巴塞爾委員會宣導用風險調整後的收益(RAROC)衡量銀行價值創造。

 

商業銀行價值創造理念的引入與應用

 

本世紀初以來,國內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始引入了西方國際商業銀行價值創造發展理念,逐步學會了將業務發展規模與經營利潤、經濟增加值相關聯,探索其內在的邏輯。逐步引入了經濟資本、資本成本、風險成本,測算經風險調整後的收益(RAROC),引入了經濟增加值(EVA)。不再單純從業務規模、經營利潤的角度評價一家銀行,追求價值最大化逐漸成為商業銀行經營理念。經濟增加值是美國思騰思特公司提出並註冊的,RAROC是巴塞爾協議中提出的,二者在內涵上是一致的,都是指扣除風險因素後的真實收益。經濟增加值和風險調整後收益(RAROC)與資產收益率、資本回報率具有內在的邏輯關係,是後者的具體化,是考慮了風險和資本回報的價值衡量指標,更能全面、充分地體現一家銀行的價值創造能力。從商業銀行監管角度講,主要是按照巴塞爾協議Ⅲ所指引的,以資本約束商業銀行的發展規模,資本充足率、資產收益率(ROE)、資本收益率(ROC)等成為商業銀行發展核心監管指標。

 

商業銀行價值創造的基本內涵與邏輯

 

拋開巴塞爾協議,通俗地理解,銀行作為一家企業,資本就是做生意的本金,有多大本金做多大生意。

 

(一)經濟增加值與價值創造的關係。從理論上講,經濟增加值(EVA)等於淨利潤減去資本成本。即:經濟增加值(EVA)=稅後淨利潤-資本成本=稅後淨利潤-資本×資本基礎期望回報率稅後淨利潤中扣除了銀行經營的資金成本、費用成本、稅收成本,同時要扣除了資產損失提取的撥備,即風險成本,所以是考慮了商業銀行經營風險之後的真實的利潤水準。不僅如此,按照資本要求回報的基本特性,在計算EVA時,還要扣除資本成本,即投入的資本總量所要求的基本回報。對上述經濟增加值(EVA)公式做進一步的變形,即增加“資本/資本”,可以將公式變形為:EVA=資本/資本×(稅後淨利潤-資本×資本基礎期望回報率)

 

=(稅後淨利潤/資本-資本基礎期望回報率)×資本

=(資本回報率-資本基礎期望回報率)×資本總量通過公式的變形,可以看到EVA與資本回報率的內在邏輯關係,提高EVA的重要途徑是提高本機構資本回報率。

 

       同時,也可以將EVA作為一個邊際的概念,當本機構資本回報水準超出資本基本回報要求時,即收入大於成本,業務規模擴張是有效的,能夠創造價值;當一家商業銀行已經進行了資本回報率大於資本基礎回報水準全部的專案時,最大化了公司價值,此時邊際EVA等於零;當規模繼續擴張,經營風險加大,資本回報水準因風險和成本而降低,低於資本基礎回報要求,就會使價值減少,破壞價值。此時,邊際EVA小於零。具體見圖1- 1。實際上,這一結論與利潤最大化的業務規模是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即邊際利潤等於零時的業務規模的杜邦分析是一致的。

(二)以提高資本回報率實現價值創造能力的提高。資本回報率的提高是通過具體的產品、客戶和經營活動實現的,資本回報率與資產收益率、資本乘數相關聯,進而可以確定提高資本回報率與具體的產品、客戶和經營活動的內在邏輯關係。

 

       1.資本回報率的分解分析。第一步分析:資本回報率(ROE)=資產收益率(ROA)×資本乘數(EM)=淨收益/平均資產*平均資產/平均股權資產(回報)收益率衡量的是銀行單位資產的利潤率。資本乘數是平均資產除以平均股權,總資本資產比率(總資本/總資產)的倒數,是衡量銀行的杠杆比率(1-1/EM=負債率)或銀行股權資本基礎上的資產數量的工具。例如一家銀行的資產收益率等於1%,資本乘數等於10,那麼其資本收益率等於10%,10的資本乘數意味著股權資產的比率為1/10或負債率為90%,資產為資本的10倍。由此可以看到,資產收益率越大,資本越大,資產負債率越大,資本回報越大。反過來,資產規模又依賴於資本的規模,資本對資產規模具有內在的約束作用;提高資產收益水準是提高資本回報水準的有效途徑。

 

      2.資產收益率的分析。資本回報率的第二步分析:資產收益率(ROA)=收入利潤率(PM)×資產利用率(AU)=淨收益/總收入×總收入/平均資產將資產收益率分解為這兩部分可以找出資產收益率中隱含的變數,收入利潤率反映了總收入的單位利潤(淨收益/總收入);資產利用率表達了單位資產的總收入。收入利潤率越大,資產利用率越高,即剔除成本支出,經營淨收入越大,或單位資產實現的收入越多,資產收益率越大。提高資產收益率的有效途徑是提高收入利潤率和資產利用率。

 

     3.資本回報率的第三步分析。將影響資本回報率、資產收益率的因素細化到商業銀行具體的業務品種或經營活動,可以揭示出價值創造的業務來源。具體見圖1-2資產收益率分解圖。

資產收益率分解圖將影響資產收益率的因素具體化,分解到具體的收入、成本專案和具體的產品類別。分解圖涵蓋了業務規模、收入組織、成本管理、風險控制、經營效率、資產營運等業務經營管理的各個流程,可以對應到產品、客戶、分銷管道和風險管理、內部控制的各個方面,從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提高資產收益水準,進而提高資本回報水準的影響因素和要素間的內在邏輯聯繫。商業銀行可由此找到提高價值創造能力的著眼點和著力點。

 

以價值創造引領商業銀行可持續發展

 

     商業銀行價值管理的過程就是將抽象的價值創造指標與具體業務指標之間建立內在的邏輯關係,以價值最大化的理念引領經營管理活動,來實現價值創造。

 

    (一)重提價值創造理念具有現實意義。得益於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和金融機構的不懈努力,我國金融體系不斷完善,銀行業資產規模不斷增長。從2012年到2019年,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規模從104.6萬億增長到290萬億,年均增長39.6%。2019年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達到7.7%。從總體上講,很難說金融業增加值占GDP多大比例是合理的,國際比較的實際意義也不是很大,畢竟不同經濟體之間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金融市場結構不盡相同,可比性不足。我國商業銀行多數作為國有企業,還承擔了服務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援責任,一定程度上與經濟發展、政府投資密切相關,很難確定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的合理性。但從商業銀行資產品質看,2012年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為0.49萬億元,不良貸款率0.95%,2019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法人口徑)不良貸款餘額2.42萬億,不良貸款率1.86%,不良貸款餘額是2012年的4.9倍,不良貸款率是2012年的1.95倍。2019年商業銀行資產規模是2012年的2.77倍,不良貸款餘額增長速度快於資產規模增長速度。分析金融機構資產規模是否合理,最有效的、也是比較可行的是分析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如果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超出了合理範圍,金融機構資產擴張對經濟將不能帶來價值創造,會帶來價值破壞,金融風險會對經濟發展造成更大的傷害。評價一家機構金融風險的大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將其業務規模與自身管理能力、風險管理能力相比較,比較客觀地自我評價或監管評價其資產規模是否與其管理能力相匹配,是處於價值創造臨界點的哪一端。其資產規模擴張是不斷創造價值,還是接近價值破壞。從一個簡單的業務案例分析,當一個客戶經理能夠有效管理20個信貸客戶時,風險管控是有效的,不良貸款率、風險損失是合理範圍內的;在客戶經理管理能力提升和資訊科技手段支援下,客戶經理可有效管理30個客戶,管理效率提升了50%;規模繼續增長,如果要求一個客戶經理管理40個客戶,就可能會超出其管理極限,業務規模擴大了,但風險增加了,價值創造掉頭向下了。面對不斷出現的產業與行業“灰犀牛”,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黑天鵝”事件的衝擊,在當前尚未完全打贏金融風險攻堅戰的大背景下,在我國經濟轉型尚未完全實現的國內經濟環境下,在全球逆經濟週期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下,在踐行新發展理念,面對高品質發展要求的宏觀政策下,每一個銀行業金融機構有必要重新審視規模擴張化的發展方式,進一步思考價值創造最大化的發展理念、路徑與實現方式。

 

     (二)將價值創造理念與具體的產品、客戶及業務經營管理活動有機結合起來。經濟增加值、風險調整後收益(RAROC)等價值創造指標相對具體的銀行產品、業務指標較為抽象,在具體傳導中不夠直觀。要善於利用價值指標與業務指標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建立相應的傳導管道、路徑與配套機制,將價值創造傳導到具體的產品與業務類別。近幾年,多數商業銀行都建立了資本與風險資產計量的管理體系,有高級法、標準法等等,計提了不良貸款撥備,撥備覆蓋率也較高,用來抵禦可預期損失。但是,在外部突發事件推動下,一家商業銀行資產品質一旦惡化,撥備覆蓋率會很快被吃掉,不得不依靠經濟資本抵禦非預期損失。因此,要將資本、資產收益、風險成本、業務產品、資產規模聯動分析,確定發展戰略與發展計畫。

 

     1.合理確定和編制資產規模增長戰略與計畫。業務規模指標主要涉及生息資產規模,包括貸款與金融市場債券投資,貸款與債券投資收益水準直接關係生息資產收益水準,生息資產收益水準又是與生息資產的風險狀況及風險管理能力密切相關的,所以,商業銀行價值最大化的核心因素之一是風險成本,要充分進行風險成本的測算,再確定資產規模的增長。在年度綜合經營計畫的編制中需要有效利用資本回報率的三步分析,先確定價值創造目標,再根據實現目標資本回報水準確定相應的業務規模指標,根據風險管理能力倒推測算業務規模與增長比率,而不是先確定資產、負債增長比率,再去測算價值與盈利狀況。

 

    2.運用結構調整,增加價值創造。利用資本回報率的三步分析,準確把握影響資本回報水準的核心因素及內在邏輯關係,對應到具體的收入結構、產品結構、成本結構、風險結構,尋找實現價值創造的工作著眼點和著力點,落實到具體的產品、客戶或流程當中。必要時,結合區域、產品、自身優勢、市場狀況等進行業務結構調整,確定發展計畫,即使生息資產規模不增長,也能實現價值既定目標。近兩年,面對經濟增長放緩與負利率壓力,歐洲銀行業開始重組撤並低價值的業務模組,甚至大幅裁減人員,進行結構調整。2019年全球有50多家銀行宣佈了總計77700多人的裁員計畫,德意志銀行、德國商業銀行、西班牙桑坦德銀行、滙豐銀行都在業務收縮與裁員之列。逆經濟週期環境中,結構調整比規模增長更有助於實現價值創造。

 

    (三)分類化解中小銀行風險,重塑價值創造經營理念。當前,我國金融風險的重要積聚區是中小商業銀行,近年來,中小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增長較快,但其管理能力與業務規模增長並不匹配。

 

     1.中小商業銀行風險增長速度超過業務規模增長速度,面臨價值創造轉負的臨界點。截止2019年11月,我國城商行、農商行資產規模合計74.17萬億,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26.5%,占商業銀行總資產的32.3%,已經超過三分之一。2019年三季度末,城商行、農商行不良貸款合計10360億元,占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額23672億元的43.7%。城商行不良貸款率從2018年一季度的1.53%上升到2019年三季度的2.48%,上升了0.95個百分點,不良貸款額從1943億元上升到4214億元,增加了2271億元,增加了1.16倍。農商行2019年前三個季度不良貸款率分別為4.05%、3.95%、4.0%,不良貸款額從2018年一季度的3905億元上升到2019年三季度末的6146億元,增加了2241億元,增幅為57.4%。如果還原城商行、農商行近兩年呆帳核銷、打包處置的不良資產,不良貸款率會更高;在城商行、農商行中,貸款借新還舊情況比較普遍,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真實的不良貸款率,掩蓋了真實的資產品質。資產規模的擴張是否能繼續帶來價值創造,需要深入評估分析。面對經濟金融等市場運營環境的變化,中小商業銀行應該更為審慎研究確定年度發展計畫、發展策略和管理重點,從規模擴張型向內涵發展型轉變,從重規模向重價值創造轉變。

 

     2.限制資產規模增長,分類處置化解中小商業銀行風險。近兩年,隨著防範金融風險攻堅戰的進行,部分中小商業銀行風險得到了一定遏制,個別機構的風險得到了果斷處置,但中小商業銀行整體管理能力並沒有大幅提升,風險暴露的壓力依然很大。在經濟增速放緩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中小商業銀行資產品質承壓更大,加之原有不良貸款暴露壓力,不排除會引發一定的區域風險,需要高度關注,並積極採取相關防控措施。

 

     一是風險評估,分類施策。由於區域、產品、客戶、發展階段等不同,不同中小商業銀行風險狀況不一,風險成因不同,因此需要先進行分類評估分析,再分類施策。如對於過度參與地方融資平臺產生較大風險的,要統籌地方債務風險進行處置,壓實地方政府處置責任;對於受大股東控制或隱性控制,行業客戶過度集中的,綜合運用股權轉讓、資產重組、打包出售、破產重組等手段,統籌客戶風險、銀行風險,綜合施策;對於違規開展同業業務、資管業務,容易形成同業風險傳染的,啟動跨區域、跨機構監管協調與風險處置機制,聯合應對;對於內外勾結,內部舞弊,形成巨額違規違法擔保、違規套取銀行信用的,採取必要的司法手段,快速追索資金資產,壓縮敞口,破解風險。 

 

      二是限制業務規模增長,夯實管理基礎。中小商業銀行風險形成的重要原因是重規模擴張,輕價值創造。對於存在較大內控缺陷,基礎管理薄弱的中小商業銀行,通過監管措施,果斷限制其業務規模增長,經整改驗收後再予以恢復。可以限制整體業務規模增長,也可以就特定業務類別規模增長予以限制或暫停。主要是通過規模增長限制,倒逼相關機構從根本上破除重規模、輕管理的發展理念,回歸到價值創造,苦煉內功,控制存量、增量風險,夯實持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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