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銀行因不當銷售付出的慘重代價 2020-02-23

 

當地時間2020年2月21日,富國銀行在其官網發佈了一則《富國銀行就解決與歷史上社區銀行銷售手法相關的調查與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和解協定》的新聞公告,稱“富國銀行與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就其對歷史上本行的社區銀行銷售手法和相關資訊披露進行調查達成和解協定。作為和解協定的一部分,富國銀行已同意支付總額30億美元的款項。”富國銀行現任首席執行官查理·沙夫(Charlie Scharf)在該公告中提到:“作為今天和解的核心問題的行為(conduct)以及過往導致這一問題發生的文化是應該受譴責的,且與富國銀行賴以立行的價值觀完全不一致。我們的客戶、股東和雇員有理由對本行領導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在過去3年,我們就我們的業務模式、薪酬計畫(compensation programs)、領導層和公司治理等均進行了根本 性的改變。雖然今天的公告是讓這一章節合上的重要一步,但我們還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重建我們失去的信任。我們正在投入一切必要的資源,以確保不再發生這種情況,同時也推動富國銀行向前發展。

 

作為美國四大銀行之一, 富國銀行(Wells Fargo & Company)是一家多元化的、以社區為基礎的金融服務公司。2019年末,其總資產為1.93萬億美元。該行成立於1852年,總部位於三藩市,通過7,400個網點、13,000多台自動櫃員機、網銀(Wells Fargo.com)和移動銀行提供銀行、投資和抵押產品和服務以及消費者和商業金融,並在32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支機搆,全行員工達26萬名,為美國三分之一的家庭提供服務。該行在《財富》(Fortune)2019年美國最大企業排名中名列第29位。在2016年前,富國銀行的業務由社區銀行(Community Banking)、批發銀行(Wholesale Banking)和財富與投資管理(Wealth & Investment Management)三大模組組成。

 

本次和解協定的核心內容包括:

 

1.與司法部達成協議,解決2002年至2016年對社區銀行銷售業務活動的刑事調查。作為協定的一部分,只要富國銀行遵守協議的所有條款,司法部就不會對富國銀行就此提出任何指控;

 

2.解決司法部民事調查的單獨和解協議;

 

3.以一項單獨的行政命令來解決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民事調查。富國銀行已同意設立一個5億美元的公平基金(Fair Fund),以説明因協定所述行為而受到損害的投資者。公平基金是30億美元和解費的一部分。

 

事實上,自2016年接受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以來,富國銀行已因此而圍繞領導層、公司治理、管理程式、內部控制和企業文化作出了一系列的根本性改變,以確保受處罰的不當行為不再發生。這些變化主要包括:

 

1.重大領導層變動:(1)新的首席執行官和富國銀行的最高級管理委員會——運營委員會的大多數新成員;(2)社區銀行各級的重大管理變革,包括高級管理人員;【期間,美國當局對2005年至2016年10月期間擔任富國銀行首席執行官約翰·斯湯普夫(John Stumpf)處以1,750萬美元的罰款,並禁止他終身從事銀行業;2019年10月前,該行的另外兩名首席執行官和其他多位高級管理人員因對醜聞的調查和對銀行改正緩慢的要求感到憤怒而辭職】。

 

2.重選董事會大多數獨立董事(8名新獨立董事)和大多數董事會委員會主席。

 

3.取消導致這種不當銷售行為的所有基於產品的銷售目標。

 

4.為零售銀行實施新的激勵薪酬結構,根據客戶結果對其進行獎勵,並要求在各級人員承擔相應的風險責任。

 

5.強化社區銀行獲取客戶同意流程,加強監督和控制。

 

6.作出為零售銀行員工提供超過80萬小時的學習和發展的投資,以支援他們對文化、流程和政策的變革的學習及持續培訓。

 

7.重組和推行集中化的關鍵管理職能部門,包括風險、人力資源、財務、技術和資料。

 

8.在上述和解協議所要求成立的公平基金之前,富國銀行就同意向客戶和投資者支付5億多美元,作為對歷史上社區銀行銷售做法所造成損害的補救。

 

回顧這一擾攘數年事件,我們不難看到:富國銀行為此付出的代價大而且是多方面的。當中主要包含以下直接代價和間接代價及相應的機會成本。

 

首先,百年老店富國銀行的聲譽因此而遭受重創。據公開信息顯示,從2002年到2016年,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富國銀行的一些員工以客戶的名義開設數百萬個帳戶,註冊信用卡和帳單支付項目,並創建虛假的個人識別碼,偽造簽名,甚至私自轉移客戶的資金等。美國司法部的檢察官在法庭檔中描述了富國銀行的“高壓”工作環境提到:“每年,銀行高級管理人員提出銷售目標,低層員工的壓力越來越大,而銀行卻忽略了這些銷售目標是不切實際的。哪些通過不擇手段的方式達到了銷售目標的少數員工和經理被銀行推舉為其他員工的學習榜樣”。與此同時,富國銀行在上述和解協議中也承認,富國銀行的高管在2002年就發現了這些非法行為。然而,他們一再拒絕承認這些“見不得人”的行為是由該銀行不切實際的銷售目標所驅使。這些銷售目標,正是該公司業務模式的核心。毋庸置疑,上述事件以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直接介入,並進行非常高調的刑事和民事訴訟調查,對富國銀行的聲譽損毀是難以短時間內彌補和修復的。難怪乎加利福尼亞州中部地區的聯邦檢察官尼克·漢娜在一份聲明中說到:“此案說明銀行在多個層面的管理完全失敗,富國銀行將其來之不易的聲譽換成了短期利潤,並在此過程中傷害了無數客戶。”正如巴菲特曾指出的那樣:“構建聲譽須花上20年的時間,但摧毀聲譽只要五分鐘”,不難理解,為彌補和修復聲譽損毀帶來的損失,富國銀行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裡須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其次,直接的經濟代價。除上述30億美元代價外,富國銀行在過去數年時間裡,為應對和配合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刑事和民事調查、為滿足當局要求進行相應的整改而投入大量的資源,當中涉及的成本也是相當大的。單在2019年6月底,富國銀行就作出39億美元撥備,以作解決事件引起的各項法律糾紛和其他有關商業行為的糾紛的準備。

 

第三,間接經濟代價和機會成本。作為聲譽受損最為常見的間接潛在後果是導致客戶流失、企業的聯繫切斷、收入減少和成本增加等。如下表資料顯示,在2016年至2019年這幾年時間跨度內,富國銀行除存款年末餘額微增1.26%外,其餘各項資料均錄得負增長。其中,資產管理額從2016年的6,518億美元,大幅下降至2019年末的5,090億美元,跌幅高達21.91%;同期,在美國各類股票指數和同業同類股價屢創新高的情況下,富國銀行的股價不漲反跌,跌幅為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