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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十年後全球銀行業新格局 2018-09-18

      由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自爆發至今已十年,全球銀行業在此期間發生的變化可以用“時移世易”和“翻天覆地”來形容。十年間,原本由歐美銀行主導的全球銀行業,中資銀行因危機衝擊帶來的“此消彼長”效應而迎來持續爆發式增長,無論在一級資本(或稱“核心資本”)還是資產規模或是盈利總額和跨境業務增長勢頭均全面超越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的銀行。

 

金融全球化格局變化

  在原有主導世界銀行業的歐美銀行縮減跨境業務的同時,中國、加拿大和日本及部分發展中國家銀行跨境業務爆發式增長。國際清算銀行披露的資料顯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跨境資本流動總額以絕對數額計算縮減了65%,其中一半是由跨境貸款縮減造成的,而歐洲銀行則是跨境貸款的最大縮減者。自2007年以來,歐洲銀行跨境貸款縮減了7.3萬億美元,縮減幅度達45%。其中歐元區間的跨境貸款縮減額占總縮減額的一半,並且其以銀行同業間借貸為主。瑞士、英國和美國的部分銀行也占縮減跨境業務整體的較大比重。導致上述歐美銀行縮減跨境業務的主要因素包括:國別風險再評估的結果、海外業務的盈利性不如本土業務、有關國家政府為刺激本國經濟而推出系列鼓勵本國銀行增加國內信貸措施、新的關於資本和流動性的監管規則明顯抑制了銀行擴大海外業務的複雜程度。以滙豐控股為例,自2011年以來,滙豐控股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圍繞從“世界性本地銀行”向“領先國際性銀行”為核心實施實質性轉型,主要體現在:其一,重新聚焦。主要舉措包括:構建“六重過濾決策機制”並應用於日常業務決策過程中;處置或退出78項業務或資產;業務覆蓋的國家和地區從原來的87個縮減到73個,並自2011年以來,從15個國家和10條業務線全面退出;按既定方針和程式進行持續的業務重整。其二,簡化業務組織管理。主要舉措包括:簡化全球管理結構;簡化原有8乘8的管理架構;削減13%的全職員工人數。其三,以項目形式重塑企業內涵。主要項目包括:推行實施“全球標準”;執行新的行為守則標準;推進經強化的企業文化。再以花旗銀行集團為例,該行曾經佔據全球領先位置多年,但一樣無法逃脫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滑鐵盧”,不得不大刀闊斧“瘦身”並簡化業務模式。

 

  在歐美銀行跨境業務縮減的同時,中國銀行在這十年間的境內外業務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其銀行體系之龐大和國際化程度之高是國際公認的,但到2012年末,美國整體銀行業資產總餘額只有14.6萬億美元。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僅在2008~2012年五年時間內的增加額就超過美國同期銀行業整體規模。值得一提的是,為應對雷曼兄弟破產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所引致的銀行流動性和信貸緊縮,美聯儲在2008年至2012年的五年多時間裡,通過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給美國銀行業持續注入了2.5萬億美元,以不斷抵消美國銀行業個體在危機後不得不持續去杠杆化令資產不增反減的情況。據估計,美國銀行業這五年去杠杆化令其整體資產減少了0.4萬億~0.5萬億美元。在這一加一減的綜合作用下,美國銀行業的資產在這五年大約增加了2.1萬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這五年多時間的資產增產額,也遠遠超過全球西方經濟體四大央行資產加總額9.8萬億美元(其中,美聯儲為3.9萬億美元、歐洲央行為3.2萬億美元、日本銀行2.1萬億美元和英格蘭銀行為0.6萬億美元)。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8.9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總和約12.2%。同期,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資產總值約占全球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值總和的33.1%。

 

銀行體系的變化

  銀行體系隨宏觀經濟環境和金融市場環境變化而變化,金融市場發達和成熟度高的國家銀行資產占本國GDP的比例和增速遠低於金融市場發達和成熟度相對低的國家。在過去的十年時間裡,全球銀行業已通過強化資產負債表管理、調整業務策略和業務運營模式、收縮產品組合和重新調整自身國際地理佈局等一系列措施,以適應新的宏觀經濟環境。毋庸置疑,部分上述策略舉措仍在不少銀行特別是歐洲大型銀行的執行舉措中,其推行結果直接影響到歐美銀行的盈利能力,歐元區銀行和美國銀行機構的股本回報率分別從2006年的10.7%和12.5%下降到2016年的4.4%和9.3%。在此期間,西方銀行和中資銀行的業務發展路徑和態勢反差明顯,這種反差體現在:西方銀行嚴控資產規模增長,中資銀行資產連年超高速增長;西方銀行資本實力保持穩定,中資銀行資本實力明顯提升;西方銀行因國際監管環境發生系列性變化而為合規經營付出巨大代價;西方銀行大幅收縮海外業務特別是信貸相關業務,而中資銀行則大舉拓展海外業務特別是信貸業務;西方銀行業務在不斷簡化的同時,中資銀行的業務在不斷複雜化;在西方銀行回歸銀行傳統的同時,中資銀行不遺餘力地嘗試跳出銀行傳統。反觀中國銀行業在過去十年的業務發展所出現的某些偏差情況,一方面可以印證上述的“反差”,另一方面也許可以印證我國監管機構2017年發起的“三三四十”的監管治理是一種遲來的“監管糾偏的補課”。

值得一提的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各國在“治療”危機衝擊帶來的創傷的對策選擇往往與有關國家資本市場發達和成熟程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因其資本市場成熟度高和直接融資占比高,危機爆發後更多是利用資本市場,包括股票資本市場(特別是破產、清盤和收購合併)、債務資本市場和衍生工具市場進行社會經濟的平衡和再平衡並取得較好的市場化效果。而資本市場成熟程度較低的國家則往往側重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通過其銀行體系“放水”,較容易造成高杠杆的“後遺症”。從表中所列由國際清算銀行所公佈的資料看:美國、英國、德國和比利時等發達國家在2008~2016年,其國內銀行資產額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不升反跌;同期,巴西、中國、日本和加拿大的比率則分別增加了64%、56%、28%和20%。與此同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中國香港和瑞士這一比率則分別增加了32%和47%。

全球金融監管驅動銀行業發展格局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各國監管機構和國際組織紛紛推行實施各種新的監管舉措,包括推行實施旨在提升資本吸收損失能力和提升銀行自身存續經營能力的巴塞爾資本協議Ⅲ、推進旨在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及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須額外增加的資本充足比率和資訊披露安排。其他主要監管新舉措還包括:全面推行行為監管,重建市場對金融體系的信心,提升更高的資本和資金要求,實行更嚴格的流動性要求,強化操守和合規管理,強化對外資銀行的在地監管、籬笆隔離安排和子行化安排,加大壓力測試的覆蓋層面和頻密度,強化模型風險管理,等等。在上述多方面的監管舉措綜合作用下,一方面,銀行普遍強化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能力,銀行體系更健康,擁有更高的資本充足比率和更充裕的流動資產及更低水準的不良貸款比率。另一方面,這些措施也限制了銀行業的整體盈利水準:全球銀行業已恢復全面盈利;一級資本僅增加至2008年水準的一倍;資產回報率雖有明顯改善,但仍遠遠落後於危機前。

 

中資銀行系統重要性持續提升,美資銀行地位依然穩固

  目前,國際銀行業界無論是監管者還是從業者,均普遍接受了金融穩定理事會在認定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所採用的認定標準和指標,並以此作為一家銀行國際化程度或在全球銀行體系中的“江湖地位”的衡量標準。“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監管機構首次提出的新概念。名單的確定是國際銀行業監管評估的客觀過程與結果。BCBS組織各國金融專家和高管,經過兩年的聯合工作,從定量和定性兩方面進行評估。定量指標主要從全球活躍程度、規模、關聯度、可替代性、複雜性五大類別評估一家銀行對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各占20%的權重。根據對來自12個國家的73家候選銀行的測算結果,FSB於2011年11月發佈了首批29家G-SIBs名單,其中美國8家、英國和法國各4家、日本3家、德國和瑞士各2家、荷蘭、西班牙、義大利、瑞典、比利時和中國各1家。2013年11月、2014年11月和2015年11月,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先後分三年入選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被認定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中,大部分入選的美資銀行無論在2012年還是在2017年,均居第2至第4區間。而中資銀行入選銀行數目從最初只有1家增加到4家,到了2017年,其中3家入選的中資銀行已從第1區間上升到第2區間,這無疑體現了中資銀行在全球銀行體系中的重要性的迅速提升。與此同時,歐洲的老牌銀行的國際影響力明顯減弱,並讓位於中資銀行和加拿大銀行。